朱维群:反分裂斗争实现新中国多民族大一统
发布时间:2019-11-08 14:51:46点击:4592

随着秦汉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多民族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理想状态的共同追求。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退化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多民族”国情被帝国主义势力视为中国的“软肋”。他们正密谋分裂中国,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殖民利益。与此同时,他们确保中国永远不会站出来,成为西方控制世界的阻力和对手。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国家的统一,中国人民与内外敌人斗争了一百多年,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新中国70年的斗争和探索,中国多民族统一的格局才得以继续、巩固和深化,中华民族才能够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地位。

放弃“民族自决”和“联邦制”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中国将实行以统一国家为基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4年,颁布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义首先在于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决心不搞任何形式的“民族自决”或“联邦制”,从而有效维护中国特色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和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传统和模式。邓小平1981年访问新疆时明确指出:“新疆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共和国还是自治区。要以法律形式确定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依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的稳定是大局。如果不稳定,什么也做不了。不允许分裂,分裂的人将被处理。”这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根本考虑。《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应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区得到遵守和执行, 自治区自治机关有权根据当地情况,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已成为中国随时反对“民族自决”、“联邦制”、“独立分离”、“主权高于国家”、“藏区高度自治”、“东突”等分裂主义阴谋的有力法律武器。

从中央政府与偏远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汉代中央政府对边缘诸侯国家的要求主要是不进行政治反叛,而其具体管理相对宽松,因情况而异。唐至宋元时期,羁押制度普遍实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领导人成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但他们可能是世袭的,而地方财政、户籍和税收的监管一般不由中央政府管理。南宋至元、明、清三代普遍实行土司制度。托西也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官方职位,可以世袭,但他们有义务向中央政府进贡和征兵。明清时期,西南地区逐步实行土地归大陆政策。酋长制度被一个接一个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任命的“流动官员”。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的管理与内地没有太大不同。纵观历史,中央政府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一直是:第一,根据具体情况,一般有特殊政策,允许不同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次,随着这些地方的发展,与内地关系的逐步深化,以及中央政府加强国家职能的需要,这些地方的管理模式与内地越来越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来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偏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和管理与大陆的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和趋势。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国自己在政治制度设计和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而不是“随大流”。

坚决实施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大多数当地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由于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那里的社会制度更加落后,劳动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民主改革的愿望更加迫切。

在新疆,到20世纪40年代末,南疆、伊犁和乌鲁木齐农业区的大部分土地被少数地主占据。在新疆南部偏远的村庄,维吾尔族农民生活在集中的社区,那里仍然有相对完整的农奴庄园。农奴有权支配农奴。农奴免费为农奴耕种土地,承担各种家务。在北疆牧区,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贵族和部落首领不仅拥有大量牲畜,还享有各种封建特权。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西藏社会仍处于神权政治的封建农奴制下。占人口不到5%的三个领主(官员、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可耕地、牧场和生产资料,而占总人口95%的农奴一无所有,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没有人权可言。

1954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要求,中央政府提出“在民主改革尚未完成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今后可以温和地完成,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新疆以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进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残存的封建农奴制,允许土地少或没有土地的各族农民分享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各族被剥削和压迫数千年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自1956年以来,甘肃、四川、青海等省的藏区相继进行了民主改革。1956年,云南通过和平谈判废除了傈僳族、景颇族和佤族的奴隶制和永宁摩梭人的奴隶制。1958年,云南废除了宁蒗梁潇山彝族的奴隶制和迪庆藏区的封建农奴制。从1956年初到1957年底,四川凉山彝族社区彻底废除奴隶制。1959年,西藏结束了达赖集团在国际敌对势力支持下发动的武装叛乱,结束了封建神权农奴制,解放了数百万农奴。

以20世纪50年代废除农奴制为标志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废除奴隶制和发展人权史上的壮举。民主改革为新中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可以想象,如果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长期不变,那里的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境地,不可能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真正平等和统一的民族关系。民主改革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国家社会制度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前,所谓的“大统一”主要是边远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的统一,并不要求社会制度的统一。以社会主义先进社会制度为基础的民族融合,不仅为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多民族统一的民族结构增添了新的重要内涵,为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了社会制度保障。

在反分裂斗争中毫不畏惧

70年来,新中国在“民族”的旗帜下,与国际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分裂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可以说,新中国的多民族统一是在反分裂斗争中实现的。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藏独立”的主要控制者。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支持西藏反动上层阻止西藏和平解放的努力。战败后,美国继续利用达赖集团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1959年,达赖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逃离祖国,在国外建立伪政府,长期武装袭击我国边境地区。1969年,达赖集团在西藏等地召集“西藏独立”分子发动武装叛乱。从1987年到1989年,分离主义者在拉萨接连造成多次大规模骚乱,一直持续到1989年。2008年3月,达赖集团企图绑架北京奥运会,策划并发动了拉萨“3·14”严重暴力犯罪——打砸抢烧。此后,它在西藏邻近省份的藏区煽动和组织了100多起“自焚”。到目前为止,达赖集团仍然坚持“大藏区高度自治”的分裂主义目标,希望有一天将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的整个青藏高原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美国领事馆呼吁所有反共力量制定新疆“独立建国”行动计划,支持奥斯曼匪帮与人民解放军作战。20世纪50年代,分离主义者利用“在星月旗帜下团结”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帜制造频繁的骚乱。20世纪60年代,先后发生了“俄塔社”和“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叛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宗教极端主义向四面八方渗透到新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勾结,制造了一系列骚乱和暴动,公开攻击政府机构,杀害无辜民众,直到2009年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七·五”殴打、砸、抢、烧等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到目前为止,新疆分裂势力仍梦想着“独立的东突”,反分裂斗争仍在继续。

七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真理:民族团结和民族团结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和共同愿望。各种分裂势力根本不是新中国的对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打击下,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惨败,一步步走向灭亡。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各种分裂势力将继续存在,并以各种形式与我们竞争。我们维护国家稳定、安全和统一的反分裂斗争也将持续很长时间。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要对任何分裂主义及其背后的势力抱有幻想,把我们国家的未来建立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

族群交流与融合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各民族之间交流和交流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发展,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注入了新的动力。与建国初期甚至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开了高度计划经济下地区之间的壁垒。中国日益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包括人口在内的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这促使大规模人口从民族地区流向东部和内陆城市,从内陆地区流向民族地区。不同族裔群体之间也在发生大规模流动。民族融合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国家支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克服贫困的政策,支持西藏、新疆和青海的东部和中部省市政策,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与东部和中部省市交流和任用干部的政策, 利用东部和中部城市的教育资源组织“西藏班”和“新疆班”的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推广,促进城乡多民族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发展,恢复和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都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教育、文化、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体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还应该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暂时没有放弃利用民族问题削弱和分裂中国的企图,新疆和西藏的反分裂斗争仍然严峻复杂。 这些都要求我们创新民族工作,不是扩大、挖掘和扩大民族、民族自治地方和非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政策差异,而是促进2010年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以来一直强调的“民族间交流与交流”和“承认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的社会实践要求新的理论和政策的推广。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增强中华民族社区意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流》中写道,使之成为全党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中华民族”纳入宪法,表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改变了宪法文本中“中华民族”概念的缺失,确立了所有中国人在宪法意义上的最高民族身份。这两项重要声明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国家在新时代工作的未来趋势。要真正坚持这一趋势,实现巩固和深化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的目标,还需要全体中国儿童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作者是原中央统战部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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